美国是推崇新闻自由的国家，但任何的“自由”都是有约束并需要遵循法律、道德和文化底线的。而与新闻报道（文化宣传）底线相并行的，是看不见、但却无处不在的舆论导向，影响它们的，既有美国的国家利益、垄断集团利益、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也有来自美国政府（尤其是白宫）的精心引导和管控。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一个价值认同体系，其中反映最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就是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美国人在种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多样性，但是也有主导其社会方向的主流价值观，这就是由托马斯·杰弗逊提出并经过很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美国信念”源自三大思想资源——新教伦理、启蒙思想和美国建国中形成的边疆精神，其核心是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自18世纪后期以来，“美国信念”总体上从始至终保持稳定，并得到美国人的广泛认同。
这种社会认同奠定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基础，也成为美国梦的摇篮。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果不爱国，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我们从未听到美国人质疑他们心中对美国未来的无比坚定的信念，也从未听到美国人称个人需要建立某种信念——因为对美国未来怀有无比坚定的信念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信念。”（[美]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王军英、刘杰、王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美国梦，以及对美好未来的信念，是美国媒体坚定维护的精神家园，媒体可以质疑政策、抨击现实，但没有谁敢于颠覆美国梦。
美国人从开拓时代就开始期待并设想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美国更是被描绘成希望之乡。所以，美国人对国家传统的忠诚肯定了关于美好未来的设想。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美好蓝图和自信，凝聚了美国，使之具有活力和创造力。贯穿美国历史进程，促进美国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信仰支撑，或是说最具有凝聚力的意识，还要说是美国梦，其核心是自立、独立和机会均等。
在美国，始终有一种神话般的民族认识，一种“命定强大”的民族神话。“这种民族神话强调创造和进步，强调坚定地通向强大和繁荣，为了个人，也为了整个国家。”（[美]詹姆斯·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贾秀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这也正是美国梦的精神动力。因而，“天定命运”和美国梦，成为美国媒体的舆论底线，极罕见有主流媒体或文艺作品挑战这些底线，因为这相当于与整个美国，与美国的历史传统为敌。事实上，就连美剧和好莱坞大片中，也满载着美国梦，充盈着美国价值观，折射着美国人希望塑造的国际形象。用《世界的美国化》的作者约翰·耶马的话说：“美国真正的‘武器’是好莱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厂、马特尔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慢慢的变多的人认识到：美国的力量不在于其军事实力或领土的扩张，而大多数来源于于这一个国家对“追求财富”所抱有的专注和决心以及它在国际上对美国文化——艺术、音乐、新闻业、甚至有关宗教和性别关系的思想等——不顾一切地传播。不少学者觉得，美国的未来将通过无止境的对其他几个国家事务的卷入来推行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可以说，在这方面，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及利益集团有着强烈共识。
对未来的信念，也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相映成辉。美国社会学者艾力克斯·英格尔斯指出，“个体可能因为强烈的需要而聚在一起，但是如果对同伴的动机和可靠性缺乏基本信任，这些人既不可能高效地合作，也不可能长时间聚在一起。”（[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59页）与多数国家相比，美国人要更容易相信别人。调查显示，只有7%的意大利人和19%的德国人同意“大部分人可以信任”，美国人则高达55%。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强化“强国梦”的民族意识，也有着增强社会信任感的潜在功效。因而，在新闻媒体报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自觉的舆论导向，也即习惯于将那些影响人与人之间信任感，进而破坏群体乃至民族团结的事件做个案处理，使民众相信，那只是个别事件，而信任与互助才是社会的主流。
在对外传播中，美国媒体会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多元性和文化的丰富性，但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阿特休尔所说，它们“对根本目标和价值发出挑战的情况极其罕见”。（[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裘伯康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这种强烈的维护意识背后，是美国媒体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从根本上说，美国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是接近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对此，美国学者康拉德·芬克认为，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对新闻事业有如下影响：一是揭示真理；二是伸张正义；三是充满人情味；四是倡导自由；五是服务社会。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价值观输出了，而由于它们是如此肯定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传播起来，显得充满自信，也比较自然，传播效果也就会更好一些。美国的新闻从业者很少对美国战争、爱国主义以及民主价值观做出不尊重的评论。尽管批评是允许的，且新闻从业者可能会顶着预料之中的受众的抗议这样做，但他们还是会避免讽刺性的评论，因为这暗示着不尊重。对主流价值观的公然挑战，很难过自己这一关，很难过报社这一关，也很难过公众这一关。
值得一提的是“品味考量”。在新闻界，有一个从法律界传递过来的“寒蝉效应”，指的是媒体受到政府或上层阶级运用建制内的形式（如法律）或是建制外的形式（如执照换发与否）控制，造成媒体无法有效担任“第四权力”的工作，也即做监督政府施政、守望社会、善尽社会责任的功能。这一点，在尼克松时代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在研究者看来，真正持久的“寒蝉效应”来自民众，他们拒绝观看或订阅的行为对新闻从业者及其机构而言是比政客或赞助商的攻击更为直接的威胁。这也是品味考量成为最主要的自我审查形式的原因所在。而所谓的品味考量，指的是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报道中尽可能避开使用亵渎性（尤其在宗教和种族方面）的语言，避免对主流价值观提出挑战，避免攻击和亵渎开国领袖，避免非深夜时间（因儿童可能在场）播放色情或过分暴力的画面，避免侵扰官员（与公务无关）的私人生活，等等。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尊重受众的心理、精神和生活感受。而事实上，一旦被受众视为没有品味，短时间内会受到批评和攻击，长此以往就会被受众抛弃。很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1970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节目在某一天出现了3个“该死的”，尽管都出自被访者之口，但随后，电视网及其从属电视台就收到了破纪录的批评性信件。
在诸多的“品味考量”中，对开国领导人的尊重具有高度认同感。早在1832年，也即美国国父华盛顿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中，美国民众就以其行动表达了强烈的情感——杰出的领导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怎样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此，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曾感慨地说，这个年轻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使华盛顿具有历史意义，恰恰相反，是怎么样才可以使他具有神奇色彩。”对这种一个“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历史”的国家，一个简洁而又聪明的做法就是，强化华盛顿的典型和典范意义。而在肯定华盛顿的同时，美国建国的意义，美国精神萌生的土壤，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认可与弘扬。也正是基于这种敬重，美国的4位开国领袖的头像分别出现在6种面值的美元（纸币和硬币）上，每年2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更是被定为美国的“总统日”（华盛顿和林肯都生在2月）。而对于美国媒体而言，尊重开国领袖，坚守美国信念，弘扬美国文化，就成为其新闻底线和自觉的舆论导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