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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书法与雕刻的结晶

  “印”,又名“印章”,古称“玺”,是我国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艺术门类。古代典籍中关于印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货贿用玺节。”这个“玺节”就是后世所称的印章。

  古玺起源于劳动工具——印模。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十”字契刻原始文字陶模,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最早的印刷术得到了印模的启示而形成。古人云:“古有印模拓印,用以传道先人之法;钤着痕迹谓之印,深擦谓之刷;深擦而使痕迹着于纸帛之上,谓之印刷”。原始社会的玺印大多数都用在陶器的生产上,“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同文印迹说明了夏代已在陶器上使用玺印了。《后汉书·祭祀志》记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玺印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夏商周三代以后,“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那时,官员以佩玺来显现自己的权力和身份;政权信函往来,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以防人偷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商玺”(瞿甲玺、亚禽氏玺、奇文玺)出现,当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权力信物,这说明我们国家最古的史书《尚书》大传所载:商“汤以印与伊尹”一事,完全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手工业渐趋发达,玺印的用途逐渐扩大,被普遍的使用于公文、财物、仓库等封检,作为吉祥或辟邪之物的佩戴,或作为伴随墓主的殉葬以及公用财物、器物、牲畜的烙钤等等。这一段时期还无印章一词之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所佩的印章都称玺。邓散木在《篆刻学》中讲道:“(玺印)大者数寸,小者才至累黍,自天子以至庶民,所佩所执者,皆得称玺,质之金玉,纽之龙虎,亦各惟其所好。”这一时期的古玺有官玺、私玺、图像玺等。官玺多为铜质,白文凿铸,朱文较少,其文字为大篆。印面大约在2至3厘米左右见方(偶有长方),多为鼻纽,少数为柱、亭等纽。私玺,以姓名印为主,一般约1至2厘米见方。朱文私玺往往是宽边细文,白文私玺则多加厚边框。春秋战国亦出现不少的图像玺,主要刻铸人物、飞禽、走兽等图案和几何纹饰的图像,具有禳灾祈福与玩赏之功用。春秋战国古玺使用的是诸侯各国的文字,同一文字的写法往往各异,但从笔法上看,却刚劲有力、生动活泼。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为维护“大一统”的体制,秦代官印与战国官玺明显不同,东汉卫宏《汉旧仪》中说:“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玺只有皇帝独享,其它用印通称“印”或“章”。此后印章成了权力的象征,对于佩戴印章,尤其是官印,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按官职大小、俸禄多少来决定印章的大小、质地、绶带及颜色等。

  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成熟的鼎盛时期。汉官印分铸印、凿印两种,一般文官多用铸印,只有将军印和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多为凿刻。将军章是汉印中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它是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这是由于军事活动频繁,武将调遣大多因军情紧急而必须立即拜封,印章便只能仓促凿成。明朝的甘旸在《印章集说》中言:“凿印以锤凿成文,亦曰镌,成之甚速……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拜封,故多凿之,以利于便”。将军用“急就章”,官职高的两凿成文,印章比较规整,官职低的一凿成文,简单随意。

  随着道教的流行,汉代还有一种刻有“黄神越章”、“天帝神师”、“黄神之印”等道教用词语的印章,为道家和信教者贴身携带,作为辟邪降魔、消除灾难之用,被称为“厌胜印”。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登涉篇》中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魏晋印章大多延续汉印的形式与格调,官印大致和汉官印相同。但制作上凿印多于铸印,印钮有龟、驼、鼻等形制,工艺不及汉印精美。魏晋时由于封赠给少数民族的官印较多,为了使民族怀柔归顺,都在印首冠以“魏”、“晋”字样。在封赠时多较仓促紧迫,故以凿刻为主,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凿印风格。

  隋代由于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于是印的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期那样刊刻职官名发给官吏本人佩戴,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戴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唐宋时期印章的凭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使钤盖在纸、帛文书上的印记更加清晰可识,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以求其清楚、醒目。隋唐官印尚线条流动,到了宋、金时代,形成了一种以小篆文字为基础而一概笔画折叠盘曲之法的“九叠文”入印,形成了过分夸张和变形的官印样式。自宋代开始,还形成了一种以个人名号花写而制成的“花押印”,目的是使他人对自己的签押凭信不易模仿。

  由于唐、宋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书画,出现了收藏鉴赏印。诗人陆龟蒙在《戏题袭美书印囊》诗中说:“鹊衔龟顾妙无余,不爱封侯爱石渠。应笑休文过万卷,至今谁道沈家书。”他认为印章艺术的妙趣,胜过沈约的书。从此以后,印章的用途,开始由实用走向了艺术的道路。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在相互征战的过程中,印章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靖康之难后,宋朝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而在金建国之初,则使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金朝末年战事频繁,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一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系统和千字文系统。

  元朝的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元代早期。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文公印就慢慢的变少了,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是背款皆为汉字。元代以前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因质地太硬,普通刻刀不能刻之成文,只得写好篆书后请工匠来刻。元朝篆刻名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花乳石质地细软,容易雕刻,从此士大夫纷纷仿效,学制古篆印章,为明清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之父名“印”,为避讳,其时,官印均不可称“印”,而于印末刻“符”、“契”、“信”、“记”等字。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

  明清私印最主要的特点是“文人化”,印材以石料所作为多,一改以前主要靠印工制印的局面,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一般文人、书画家几乎无不喜欢用印、藏印。中国书画所谓“四绝”,即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模式在明代愈益兴盛起来,四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印章常常成为文人写意画和书法作品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末清初更是形成了印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分别是皖派、浙派、莆田派和云间派。到了清代有印社出现,比较著名的是西泠印社、乐石社和龙渊社。齐白石先生以画好而闻名天下,但他却说:我最满意的,一是我的诗,二是我的印,三是我的书,四才是我的画。

  中国印章所谓四大名石即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它们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印石”。

  寿山石:寿山石产于福建省福州市寿山乡。色彩斑斓,其品种极多,根据质地、颜色、形象和产地等因素,分为田坑石、水坑石、山坑石3大类60多种,而以田坑石和水坑石最佳。大家最为熟知的田黄石就是寿山石中的精品。传说明太祖和清乾隆均好田黄,黄色本来为王者专用,“福寿田”一向为王者所追求,田黄取福寿双全之意,再加上田黄独石分散,无脉可寻,所以非常稀有昂贵。

  青田石: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色彩丰富,花纹奇特,以“叶蜡石”为主,显蜡状,油脂、玻璃光泽,无透明、微透明至半透明,质地坚密细致,是中国篆刻用石最早之石种。青田石共分10大类108种,以“封门”为上品,微透明而淡青略带黄者称“封门青”。另外,晶莹如玉,照之璨如灯辉,半透明者称灯光冻;色如幽兰,明润纯净,通灵微透者称兰花青。

  昌化石:昌化石产于浙江省临安昌化镇。昌化石具油脂光泽,微透明至半透明,极少数透明。按色分有白冻(透明,或称鱼脑冻)、田黄冻、桃花冻、牛角冻、砂冻等。昌化冻石中有“血”者则为上品“鸡血石”。所谓鸡血,实是朱砂(辰砂),即一种特殊的汞矿石,鲜红色。鸡血石大部分是有地子的鸡血石,地子越灵透纯净越好。

  巴林石:巴林石因产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而得名,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誉为“腾格里朝鲁”(意为天赐之石)。按照质地分类,巴林石大体上可分为鸡血石、福黄石、冻石、彩石,其他一些叫法则多从寿山石石种称谓而来。巴林福黄石、巴林鸡血石与寿山田黄石、昌化鸡血石不分伯仲,被称为“姊妹石”。

  国人喜欢印章,和其与诗、书、画的结合分不开。诗书画印结合,可以把几种艺术融为一体,相互辉映,既能丰富画面内容,又能扩大画面境界,给人以更多的审美享受。这在西洋绘画中是没有的,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

  在宋代以前,画上是很少题字的,偶然有字,也只是在不显眼的角落里,写着作者小小的姓名;那时虽然也有题画诗,却不是写在画面上的。到了宋代,才有一些诗人兼书法家的画家,开始在自己作的画上书一段题记或一首诗。这样,诗书画开始结合起来,中国画历史发展中的文人画也开始了萌芽。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有名称,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的绘画。到了元代,随着文人画的继续发展,印也加入了诗书画的行列,于是诗书画印就像四个孪生姐妹一样,形影不离地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这一艺术形式出现后,就被当时的画家们普遍采用。到了明清两代,文人画垄断了画坛,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善。

  印最初只是一种信物,与画没关系。宋代有人开始把印押在了画上,但那也是作为一种印证之用,以表明此画的所有权。印可以是作画者的,可以是鉴赏者的,也可以是收藏者的。印没有成为画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还没有入画。到了元代,水墨画的兴起,相比其他画种占绝对压倒优势。由于水墨画上只有黑白二色,或只是黑白的浓淡变化,显得有一些沉闷,于是一种朱文印章出现了。朱文印章押到画上已不单单是一种信物的标记,它成为了画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起着活跃画面气氛的作用。

  一般说来,一个中国画家的印章是很多的,概括起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姓名章,这是画家们最常用的。古代画家的名字,别号往往有好几个;姓名章呢,习惯用两颗,白文章刻姓名,朱文章刻别号。第二种叫斋馆章,是表示画家住处的。中国古代的文人都爱给自己的住处取个什么斋,或什么馆的名。第三种叫闲章,大多是刻一句成语、格言或画家的主张,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如“师造化”、“行万里路”,是表示画家主张师法自然,反对刻意临摹。如“孺子牛”、“江山多娇”等是表示一种奉献精神和反映时代特征的。但这种印章一般都要与画的内容有所联系。

  同时,印章押在画上,还要与绘画在形式上紧密结合。印章在篆刻时讲究字体、刀法、风格,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但是印在画上,就成为了画面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盖印的时候也要非常考究,要考虑整幅画的构图、色彩,要起到呼应、对比、配合的作用。有时候画的一面空了些,另一面又重了些,显得有些不稳,在显得空的一面适当地盖上一印,用朱红的色彩一压,画面就稳住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师艺)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宝”,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板天子”。然而,它在传了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

  秦王嬴政破赵时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秦子婴元年冬,沛公刘邦入咸阳,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地上,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

  东汉末年,袁绍、袁术率领天下豪强讨伐董卓,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洛阳城南宫殿中,猛地发现宫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光,孙坚命手下下井探望,捞上一女尸,脖戴一锦囊,打开一看,里面有一玉玺,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有想到他的手下告密于袁绍。袁绍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晋元帝东渡,玉玺先后失落,数帝皆无玉玺,北人称之为“白板天子”。《南齐书·舆服志》:“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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