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又名“印章”，古称“玺”，是我国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艺术门类。古代典籍中关于印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货贿用玺节。”这个“玺节”就是后世所称的印章。
古玺起源于劳动工具——印模。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十”字契刻原始文字陶模，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最早的印刷术得到了印模的启示而形成。古人云：“古有印模拓印，用以传道先人之法；钤着痕迹谓之印，深擦谓之刷；深擦而使痕迹着于纸帛之上，谓之印刷”。原始社会的玺印大多数都用在陶器的生产上，“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同文印迹说明了夏代已在陶器上使用玺印了。《后汉书·祭祀志》记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玺印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夏商周三代以后，“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那时，官员以佩玺来显现自己的权力和身份；政权信函往来，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以防人偷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商玺”（瞿甲玺、亚禽氏玺、奇文玺）出现，当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权力信物，这说明我们国家最古的史书《尚书》大传所载：商“汤以印与伊尹”一事，完全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手工业渐趋发达，玺印的用途逐渐扩大，被普遍的使用于公文、财物、仓库等封检，作为吉祥或辟邪之物的佩戴，或作为伴随墓主的殉葬以及公用财物、器物、牲畜的烙钤等等。这一段时期还无印章一词之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所佩的印章都称玺。邓散木在《篆刻学》中讲道：“(玺印)大者数寸，小者才至累黍，自天子以至庶民，所佩所执者，皆得称玺，质之金玉，纽之龙虎，亦各惟其所好。”这一时期的古玺有官玺、私玺、图像玺等。官玺多为铜质，白文凿铸，朱文较少，其文字为大篆。印面大约在2至3厘米左右见方（偶有长方），多为鼻纽，少数为柱、亭等纽。私玺，以姓名印为主，一般约1至2厘米见方。朱文私玺往往是宽边细文，白文私玺则多加厚边框。春秋战国亦出现不少的图像玺，主要刻铸人物、飞禽、走兽等图案和几何纹饰的图像，具有禳灾祈福与玩赏之功用。春秋战国古玺使用的是诸侯各国的文字，同一文字的写法往往各异，但从笔法上看，却刚劲有力、生动活泼。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为维护“大一统”的体制，秦代官印与战国官玺明显不同,东汉卫宏《汉旧仪》中说:“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玺只有皇帝独享，其它用印通称“印”或“章”。此后印章成了权力的象征，对于佩戴印章，尤其是官印，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按官职大小、俸禄多少来决定印章的大小、质地、绶带及颜色等。
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成熟的鼎盛时期。汉官印分铸印、凿印两种，一般文官多用铸印，只有将军印和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多为凿刻。将军章是汉印中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它是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这是由于军事活动频繁，武将调遣大多因军情紧急而必须立即拜封，印章便只能仓促凿成。明朝的甘旸在《印章集说》中言：“凿印以锤凿成文，亦曰镌，成之甚速……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拜封，故多凿之，以利于便”。将军用“急就章”，官职高的两凿成文，印章比较规整，官职低的一凿成文，简单随意。
随着道教的流行，汉代还有一种刻有“黄神越章”、“天帝神师”、“黄神之印”等道教用词语的印章，为道家和信教者贴身携带，作为辟邪降魔、消除灾难之用，被称为“厌胜印”。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登涉篇》中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魏晋印章大多延续汉印的形式与格调，官印大致和汉官印相同。但制作上凿印多于铸印，印钮有龟、驼、鼻等形制，工艺不及汉印精美。魏晋时由于封赠给少数民族的官印较多，为了使民族怀柔归顺，都在印首冠以“魏”、“晋”字样。在封赠时多较仓促紧迫，故以凿刻为主，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凿印风格。
隋代由于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于是印的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期那样刊刻职官名发给官吏本人佩戴，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戴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唐宋时期印章的凭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使钤盖在纸、帛文书上的印记更加清晰可识，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以求其清楚、醒目。隋唐官印尚线条流动，到了宋、金时代，形成了一种以小篆文字为基础而一概笔画折叠盘曲之法的“九叠文”入印，形成了过分夸张和变形的官印样式。自宋代开始，还形成了一种以个人名号花写而制成的“花押印”，目的是使他人对自己的签押凭信不易模仿。
由于唐、宋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书画，出现了收藏鉴赏印。诗人陆龟蒙在《戏题袭美书印囊》诗中说：“鹊衔龟顾妙无余，不爱封侯爱石渠。应笑休文过万卷，至今谁道沈家书。”他认为印章艺术的妙趣，胜过沈约的书。从此以后，印章的用途，开始由实用走向了艺术的道路。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在相互征战的过程中，印章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靖康之难后，宋朝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而在金建国之初，则使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金朝末年战事频繁，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一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系统和千字文系统。
元朝的公印有汉文印和八思巴文印两类。前者用于八思巴文颁行以前的元代早期。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八思巴文，即所谓“蒙古新字”，以后汉文公印就慢慢的变少了，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点是背款皆为汉字。元代以前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因质地太硬，普通刻刀不能刻之成文，只得写好篆书后请工匠来刻。元朝篆刻名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花乳石质地细软，容易雕刻，从此士大夫纷纷仿效，学制古篆印章，为明清篆刻艺术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明代内阁印用玉箸文银印，直钮，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将军印用柳叶文，平羌、平蛮、征西、镇朔等将军印用螭鼎文，皆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余百官印都用九叠文，铜印直钮。明代直钮已由两宋长方形板状钮变为上小下大的椭圆柱状，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后世俗称的“印把子”。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之父名“印”，为避讳，其时，官印均不可称“印”，而于印末刻“符”、“契”、“信”、“记”等字。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最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
明清私印最主要的特点是“文人化”，印材以石料所作为多，一改以前主要靠印工制印的局面，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一般文人、书画家几乎无不喜欢用印、藏印。中国书画所谓“四绝”，即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模式在明代愈益兴盛起来，四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印章常常成为文人写意画和书法作品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明末清初更是形成了印学的几个主要流派，分别是皖派、浙派、莆田派和云间派。到了清代有印社出现，比较著名的是西泠印社、乐石社和龙渊社。齐白石先生以画好而闻名天下，但他却说：我最满意的，一是我的诗，二是我的印，三是我的书，四才是我的画。
中国印章所谓四大名石即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它们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印石”。
寿山石：寿山石产于福建省福州市寿山乡。色彩斑斓，其品种极多，根据质地、颜色、形象和产地等因素，分为田坑石、水坑石、山坑石3大类60多种，而以田坑石和水坑石最佳。大家最为熟知的田黄石就是寿山石中的精品。传说明太祖和清乾隆均好田黄，黄色本来为王者专用，“福寿田”一向为王者所追求，田黄取福寿双全之意，再加上田黄独石分散，无脉可寻，所以非常稀有昂贵。
青田石：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色彩丰富，花纹奇特，以“叶蜡石”为主，显蜡状，油脂、玻璃光泽，无透明、微透明至半透明，质地坚密细致，是中国篆刻用石最早之石种。青田石共分10大类108种，以“封门”为上品，微透明而淡青略带黄者称“封门青”。另外，晶莹如玉，照之璨如灯辉，半透明者称灯光冻；色如幽兰，明润纯净，通灵微透者称兰花青。
昌化石：昌化石产于浙江省临安昌化镇。昌化石具油脂光泽，微透明至半透明，极少数透明。按色分有白冻（透明，或称鱼脑冻）、田黄冻、桃花冻、牛角冻、砂冻等。昌化冻石中有“血”者则为上品“鸡血石”。所谓鸡血，实是朱砂（辰砂），即一种特殊的汞矿石，鲜红色。鸡血石大部分是有地子的鸡血石，地子越灵透纯净越好。
巴林石：巴林石因产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而得名，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誉为“腾格里朝鲁”(意为天赐之石)。按照质地分类，巴林石大体上可分为鸡血石、福黄石、冻石、彩石，其他一些叫法则多从寿山石石种称谓而来。巴林福黄石、巴林鸡血石与寿山田黄石、昌化鸡血石不分伯仲，被称为“姊妹石”。
国人喜欢印章，和其与诗、书、画的结合分不开。诗书画印结合，可以把几种艺术融为一体，相互辉映，既能丰富画面内容，又能扩大画面境界，给人以更多的审美享受。这在西洋绘画中是没有的，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
在宋代以前，画上是很少题字的，偶然有字，也只是在不显眼的角落里，写着作者小小的姓名；那时虽然也有题画诗，却不是写在画面上的。到了宋代，才有一些诗人兼书法家的画家，开始在自己作的画上书一段题记或一首诗。这样，诗书画开始结合起来，中国画历史发展中的文人画也开始了萌芽。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有名称，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的绘画。到了元代，随着文人画的继续发展，印也加入了诗书画的行列，于是诗书画印就像四个孪生姐妹一样，形影不离地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这一艺术形式出现后，就被当时的画家们普遍采用。到了明清两代，文人画垄断了画坛，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善。
印最初只是一种信物，与画没关系。宋代有人开始把印押在了画上，但那也是作为一种印证之用，以表明此画的所有权。印可以是作画者的，可以是鉴赏者的，也可以是收藏者的。印没有成为画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还没有入画。到了元代，水墨画的兴起，相比其他画种占绝对压倒优势。由于水墨画上只有黑白二色，或只是黑白的浓淡变化，显得有一些沉闷，于是一种朱文印章出现了。朱文印章押到画上已不单单是一种信物的标记，它成为了画面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起着活跃画面气氛的作用。
一般说来，一个中国画家的印章是很多的，概括起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姓名章，这是画家们最常用的。古代画家的名字，别号往往有好几个；姓名章呢，习惯用两颗，白文章刻姓名，朱文章刻别号。第二种叫斋馆章，是表示画家住处的。中国古代的文人都爱给自己的住处取个什么斋，或什么馆的名。第三种叫闲章，大多是刻一句成语、格言或画家的主张，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如“师造化”、“行万里路”，是表示画家主张师法自然，反对刻意临摹。如“孺子牛”、“江山多娇”等是表示一种奉献精神和反映时代特征的。但这种印章一般都要与画的内容有所联系。
同时，印章押在画上，还要与绘画在形式上紧密结合。印章在篆刻时讲究字体、刀法、风格，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但是印在画上，就成为了画面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因此，盖印的时候也要非常考究，要考虑整幅画的构图、色彩，要起到呼应、对比、配合的作用。有时候画的一面空了些，另一面又重了些，显得有些不稳，在显得空的一面适当地盖上一印，用朱红的色彩一压，画面就稳住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师艺）
“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传国宝”，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篆字，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板天子”。然而，它在传了1000多年后，却神秘地失踪了。
秦王嬴政破赵时得和氏璧，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秦子婴元年冬，沛公刘邦入咸阳，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传国玺得归刘汉。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派他的弟弟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将传国玺摔在地上，玉玺被摔碎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
东汉末年，袁绍、袁术率领天下豪强讨伐董卓，董卓弃城逃往长安。孙坚率兵驻扎洛阳城南宫殿中，猛地发现宫中一口井内闪着五彩光，孙坚命手下下井探望，捞上一女尸，脖戴一锦囊，打开一看，里面有一玉玺，正是秦始皇的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没有想到他的手下告密于袁绍。袁绍下令扣押了孙坚的妻子，孙坚被逼无奈，只好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败在了曹操的手下，传国玉玺又回到了汉献帝手里。
曹魏代汉，传国玺落入曹丕之手。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西晋受禅，传国玺又落入司马氏手中。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分裂动荡的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晋元帝东渡，玉玺先后失落，数帝皆无玉玺，北人称之为“白板天子”。《南齐书·舆服志》：“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杨坚建立隋朝后，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传国玉玺入了隋宫。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唐朝。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被契丹击败，登楼，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经历了1500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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