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去注意到，至少从2003年起、就开始有人大代表提议确定我国的国花、国树、国鸟。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国花还没有确定。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如去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这个话题。
清朝之前，我国是没有“国花”的。“国花”的最早出现，是在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的1903年。牡丹被确定为国花后，晚清政府还在颐和园修筑了国花台。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国、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并没有考虑到要改变国花。因此，一直到1915年出版的《辞海》中，还有“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的内容。到了1929年前后，国民政府内政部与教育部联合通令，“以梅花为国花”。溃败台湾以后，台湾当局沿用梅花为“中华民国国花”至今。
新中国建立后，始终没选定国花。这当然归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国花的选定要代表普遍的民意，建国初期、有好多比评国花、国树和国鸟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国家领导去拍板，等着全国人民去面对，就没有工夫讨论国花问题。
据保健医生徐涛回忆，鉴于主席每天工作的脑力消耗太大，他曾多次建议主席改变饮食上的习惯，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但毛主席每次都摇头，有一次，主席还用筷子敲敲碗里的二米饭（大米加小米，掺些红薯、芋头之类的粗粮）望着他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出那些建议了。”
对于自己的饮食营养问题，主席都分不出精力考虑；更何况谈花论草的问题？直到1981年秋冬之际，—些著名的植物学家倡议全国开展国花问题的讨论。1982年，《植物杂志》受中国植物学会的委托，开展了评选我国国花的讨论。
当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对此作了宣传介绍。陈俊愉院士在《植物杂志》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我国国花应是梅花》。陈俊愉，安徽安庆人，是我国最权威的园林及花卉专家，园林花卉界唯一的院士。
陈俊愉是个真正的、纯粹的爱花人，他最早提议把中国的传统十种名花列到国家长远规划之中；那是在1962年，中央搞12年科技规划时。当时开会时，建筑学家梁思成坐在陈俊愉旁边，梁先生认为梅花、牡丹这些花花草草不值得这么系统地用国家力量进行研究，但陈俊愉回了一句“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诗句）。梁先生听后，遂不语。
陈俊愉对梅花情有独钟，这和主席的一句诗不无关系，那就是“待到山花浪漫时，它在丛中笑”。这首诗描述了梅花的凌霜傲雪、美丽与坚贞，象征着革命者的操守与铮铮傲骨。陈俊愉在文革中遭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痴心不改”地牢记主席教导，致力于“绿化祖国”“大地园林化”事业；他多次向人说起，“大地园林化”是1958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提出的要求，目的是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达到园林化，到处都美。
陈院士的文章《我国国花应是梅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评选“国花”的最早倡导。在1982年10月的《大众花卉》（天津市园林学会主办）创刊号上，陈俊愉又发表了《再谈国花—梅花》、再次呼吁。
陈先生的倡议得到海内外华人的大量支持，1982年的评选活动有数千人参与、推选最终结果是，梅花得票最多，牡丹和菊花次之。
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这次国花评选，在1986年还有过两次“十大名花”评选：一次是1986年《大众花卉》杂志第四期评选十大名花，牡丹列为十大名花之首；一次是1986年11月20日，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园林学会、《园林》杂志编辑部、上海电视台“生活之友”栏目联合主办了“中国传统十大名花评选”。
和1982年“国花评选”相比，上海的这次评选活动的影响更大，除了有以陈俊愉教授为首的114位专家的评委会，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评选结果于1987年5月6日公布。这次推选世称“1987年中国十大名花评选活动”。
1987年中国十大传统名花评选，历时10个月、收到来自29个省区市的近15万张选票，由114名花卉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最后裁定，梅花、牡丹、菊花、兰花、月季、杜鹃、山茶、荷花、桂花、水仙花为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依得分高低排列）。
但是，民间对于这两次评选活动都有质疑的声音，他们称：在评选国花问题上，必须要有全国公众的广泛参与。可即便是1986年的评选，参与者也只有15万选票，相对于全国十几亿人来说、这是个微不足道的数据。这样缺乏广泛参与性的评选结果，怎么能代表民意？
有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经过这次评选，陈俊愉院士在国花问题上改变了立场，随后在1988年第1期的《园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祖国遍开姊妹花——关于评选国花的探讨》的文章，首次提出了“一国双花”的主张。陈俊愉认为梅和牡丹可“互补短长”，除了梅花和牡丹代表的花语可以互补外，“梅适宜大规模林植，牡丹最适宜花坛、药栏一类营景；梅花适宜长江流域一带栽培，牡丹最宜黄河流域附近种植。”
1991年，一份名为《花卉》的杂志搞起评选国花的活动，并请出一位曾任很高职务的女性领导站台。在这次评选中，牡丹的得票超过了梅花当选国花。但推选结果随即招来许多反对的声音，其中不乏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学者和艺术家，反对的声音也上达到很高级别的会议上。原因除了评选程序遭到质疑外，也和牡丹、梅花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有关，牡丹所表达的花语和我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的内涵无法统一。
接下来的1994年，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中国花卉协会会长何康（农学家，原农业部部长）联合30名人大代表提出“尽快评选我国‘国花’的建议”提案，提案被批转给农业部，并交由中国花卉协会负责具体组织。
1994年3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任名誉组长、何康任组长的国花评选领导小组成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花评选活动。中国花协随即组织并且开展了国花大讨论，《中国花卉报》陆续刊登了许多讨论国花的消息。当时，提名为国花候选花的种类有数十种之多。
1994年9月2日，中国花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开展评选国花活动；副委员长陈慕华作了“让国花尽早诞生”的讲话。当时的全国国花评选领导小组经过研究，推荐“牡丹”为我国的国花，其他呼声较高的兰花(春)、荷花(夏)、菊花(秋)、梅花(冬)为中国四季名花。也就是说，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分别为四季韶华主，而总领群芳的是牡丹。
当上述结果由农业部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后，引起了陈俊愉院士等人的强烈反感。他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反对。陈院士之所以反对，不是因为花本身，而是因为反对通过“拉选票”来评定国花的方式。
当时，中国牡丹两大基地——河南洛阳市、山东菏泽市及中国花协牡丹、芍药分会，为让牡丹胜出、联合了全国以牡丹为市花或生产、研究牡丹的十多个省市代表成立了“全国牡丹争评国花办公室”，四方“游说”，力捧牡丹为国花。比如，当时洛阳市领导就亲自带队，兵分5路到全国各地为牡丹拉选票。
陈俊愉在表达自己意见时这样说：“我认为，这次评选国花不该按这套程序进行，因为国花完全是老百姓约定俗成的事情，最终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就可以了。国酒茅台、国球乒乓球也都是约定俗成的，世界各国的国花也是这么产生的。”
结果，全国人大以“分歧太大”为由搁置了牡丹为国花的决定。此后，群众性的国花评选暂告一段落，多次全国人大代表个人或集体联名提出的国花议案、也都不了了之。其中顶级规模的一次为关山月、章文才等70余人联名的提案“梅花为国花”。
到了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前夕，国花问题又被提到台面。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陈俊愉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交了确定国花的提案，并得到明确答复，2008年前将确定国花评选。
这次的两会期间，陈院士还发出《关于尽早确定梅花牡丹为我国国花的倡议书》，并在当年的7月20日之前征集到6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签名，这中间还包括吴良镛、袁隆平等。
同年9月，中国园艺学会、北京园林学会和上海风景园林学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国花评选研讨会”。与会大部分代表支持选牡丹、梅花为“双国花”。但也有推崇“一国一花”的不同意见，有的支持梅花、有的支持牡丹。如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余树勋研究员推崇一国一花，支持梅花；河南洛阳国花办的蓝保卿和山东菏泽政协的杨茂兰则推崇一国一花，支持牡丹。
当时，中国花卉协会还在成都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上提议牡丹为国花、并上报到全国人大。据说，这次会议由于是秘密进行的，事先没通知参会各方、事后也没公布结果，结果遭到各方批评。
时间到了2008年，国花议题的结果并没有如约到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每年的两会上、都有提议将牡丹定为国花，中国花卉协会也多次提议确定国花，但一直没有结果。2012年6月8日，陈俊愉先生没有等到国花推选的结果，在北京301医院逝世。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9年。这一年的7月15日，中国花卉协会启动了一个“征求牡丹为我国国花的意见”的网络投票活动。7月23日，中国花协公布结果：牡丹以非常大的优势胜出，获得投票超28.87万，而梅花得票不足4.46万。但是，这个结果随即遭到质疑。
质疑的原因主要在于，截至到上一日的上午7时12分，梅花的得票已达到了将近5.64万票，但是到了第二天结果揭晓时，却莫名其妙地少了近1万2千票，而相反、牡丹增加了22万票！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此事必有蹊跷”！有人将投票过程中最后两天的得票数进行了截图。
可是，到7月23日上午、中国花协发布的最终得票结果是：牡丹得票28.87万，暴增了220000票；而梅花的得票数比7月22日上午7时12分的结果，竟然少了12000票，变为4.45万。
不仅梅花，而且其他的备选项，荷花、兰花、菊花、月季、桂花、水仙等大都有明显跳水。荷花由3.28万，减少到0.68万；兰花由2.39万，减少到0.89万；菊花由0.75万，减少到0.34万……
看到这样的结果，联想到中国花卉协会的上一次在成都的秘密会议，如去不得不怀疑这次投票存在人为操纵或刷票。如果怀疑没错，那么如去就想说一句：我个人实际上并不反对推选牡丹为国花，但是我反对牡丹用这种方式成为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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